可以这样说，周作人的一生是悲剧的，因为他做过汉奸，做过卖国贼。仅此一点，就让他成为了周家3兄弟中唯一一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的人。为此，钱钟书还在自己的书《猫》中，借批判小说人物陆伯麟，来暗讽周作人：“除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他甚至比向日葵还亲日，平时日本通，战时通日本！”
平时日本通，这确实是在说周作人。他于1906年，到达日本后先补习日语，攻读海军技术，攻学外国语，后又入日本法政大学预科、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期间，周作人还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做老婆，也就是羽太信子。之后，他与日本文化一直保持着深切复杂的联系，并奉献一生大半的精力致力于日本学术文艺的译介、研究，深得日本文化的精髓。
在这种情况下，周作人视日本文化艺术为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注意与中国文化艺术的比较，参证，从中获得了新思想，艺术启迪，并确立了独特的日本文化观，是中日两国是公认的”日本通”。而且，周作人对中国传统道学十分厌恶，其文学修养和个人品行，乃至是性格和生活方式，都更接近于日本。
简单来说，周作人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更接近于日本人，甚至他的文学也是很日本化，处处透露着一股日本气息，书法也是如此。所以他对于当时的掌权人，一个醉心儒家文化且是个传统的民族革命者，连写字都用毛笔且工工整整的蒋介石十分厌恶。其实在中国的文学家之中，真找不到像周作人那样与日本及日本文化关系如此紧密的人。
如郭沫若，虽然留学日本，娶日本人为妻，后来在日本渡过了亡命生涯。但最终抛弃一切，回到站在抗日战争的前沿。反观周作人，从心底里是热爱日本文化，并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不学习日本。从这点上讲，也说得通他日后为何要投日做汉奸。毕竟一个被日本文化所折服的中国人，做起汉奸来是没啥心理负担的。
此外，周作人还让自己的弟弟周建人娶了自己老婆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当然了，除去周作人自身的原因，他之所以会做汉奸，跟他的妻子羽太信子也脱不了关系。因为当时鲁迅的母亲及朱安搬出八道湾以后，八道湾的实际主人就已经是羽太信子了。为此鲁迅还说：“八道湾就剩下一个中国人了。”换句话说，周作人实际上已经处于日本人（羽太信子和她的娘家人）的包围之中。
再加上羽太信子性格泼悍，周作人性格懦弱，说不受制于她我是不信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所有文人都撤出了北平，只有周作人还留在了那里。胡适知道后，特地写信告诉他：南下，不做汉奸。周作人在回信中为自己辩解道：我也想南下，但一家老小都在北平，家累太重，南行有困难。我虽留在北平，但绝不会做汉奸。
然而，家累只不过是周作人的借口而已，他就是不想南下。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家累”，比如朱自清、闻一多，还有林徽因等等。他们最后不都是带着一大家子南下，绝不做汉奸。说难听点，周作人的操守连一个女人都不如。1940年，周作人当上了伪华北教育督办，彻底成了一个汉奸，由日本通变成了通日本。
在做汉奸的这4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小日子过得挺不错，过得相当安逸，不仅还清了欠下的债务，还成了汉奸界的著名文人，名和利都有了。期间还率东亚文化协会评议员代表团赴日、公开宣布参拜靖国神社，去医院慰问日本伤兵，为日本伤兵捐款。要知道，那个时候是1941年4月，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本伤兵是和中国军民作战受的伤呢！
其实怎么说呢，看周作人对待母亲鲁瑞的态度，就能察觉出这人是会做汉奸的。当众人都劝周作人南下时，他讲到举家南迁的种种困难，比如说：“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人都要我养活，老三一家也靠我养活。”你没看错，周作人在提到自己的母亲时竟然说是‘鲁迅的母亲’，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鲁迅死后，母亲鲁瑞哭着对周作人说：“老二，我今后要全靠你了”。
可周作人却说：“我苦哉！我苦哉……”母亲鲁瑞听后大哭着对朱广平道：“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而在哥哥鲁迅的追悼会上，每逢谈及母亲，周作人都以“他的母亲代替”，言下之意即是“鲁迅的母亲”，而非“家母”。在《鲁迅的故居》一书中，有一段介绍鲁瑞的话：鲁老太太是鲁迅的母亲，她的母家姓鲁，住在会稽的安桥头。
如果不看作者，旁人读来这句话，只会当作者与鲁瑞应该没有过多瓜葛，最多也就是相识而已。但事实上，这书的作者是就是周作人，是鲁迅的亲兄弟，是鲁瑞的亲生儿子。儿子描述母亲，用语如此客气，字里行间仿佛一个陌生的第三人。甚至还直接写鲁瑞，是鲁迅的母亲，似是与自己毫无瓜葛。所以，一个不忠不孝的人，做汉奸又有什么稀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