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简单的事物未必都像外表那么一目了然。
比如说筷子，当它混迹于柴禾枝条中时，不但毫不起眼，甚至还会因体型劣势遭受同伴的冷暴力，一旦被人抓在手里，瞬间就升格为人类与动植物直接对话的桥梁。这时候，它的使命和意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两根木棍晋级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拓荒者和先进者。
还有牙刷。从古罗马时期涂牙粉的小树枝进化到1780年开发的猪骨上插毛的现代牙刷雏形，足足经历了几千年。牙刷真可谓是史上最难产的工具。
如果仅看筷子和牙刷的表相，你能想象出它们有这么丰富深刻的内涵吗？
中山装也不例外。它的设计包含了很多重要的细节。其前襟的五个纽扣，代表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分立”思想；左右袖口的三个纽扣，则代表三民主义；上下左右四个口袋，表示“四维”——礼、义、廉、耻。
“五权分立”思想，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种政治主张。孙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实行的行政权、考试权与监察权独立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流弊很大，而西方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制度也不够完美。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可以避免“盲从滥选”和“任用私人”，监察制度在廉政方面也能发挥很大作用。所以，他把中国和西方各自制度中的优势结合起来，提出“五权宪法”，主张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五权分立。自1906年初步设想“五权宪法”以后，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孙中山都没有放弃尝试与努力。
三民主义则是指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三民主义作为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经孙中山大力宣传，成为国民党及其支持者打造政治认同的工具。
1920年代，孙中山与苏俄成功牵手。在鲍罗斯起草的《中国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重新界定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主要指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民生主义是建立“五权分立”的政府，给“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个人和团体”一切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旨在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
即便如此，三民主义作为政治纲领，从系统性和缜密性方面来说，仍然有显而易见的缺点。正如胡适所说：“三民主义算不上是什么主义，只是一个‘大杂烩’罢了。孙先生思想不细密，又在忙于革命，只是为了给革命作号召，东抄一点西抄一点而已，哪里谈得上是什么主义？”
但三民主义在国民党官方政治话语中的正统地位从未动摇。
1920年代后期及1930年代，蒋介石为完成全国统一，发动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争，先后击败了各地的新旧军阀。军阀们为了自保，不得不名义上接受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领导。但他们纳入国军系列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接受三民主义，认可国民政府的正当性。冯玉祥、阎锡山向蒋介石抛去橄榄后，先后宣布接受三民主义。不过，张作霖从未正式接受三民主义，只是1927年4月寻求与国民党合作时，表示“本人将继续孙中山先生之志，不背三民主义之原则……”。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附国民政府，悬挂青天白日旗，服从三民主义。不过，张作霖已经看不到儿子向蒋介石输诚的这一刻了。
蒋介石当权后，出于政治需要，又对三民主义作出重大修改，声称三民主义的道德和政治基础是“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践行三民主义，首先要推广“四维”。但汪精卫对三民主义的看法又不同，他认为民族主义即与日本一道，把西方帝国主义驱逐出亚洲，实现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理想。当然，汪精卫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沦为不折不扣的汉奸了。
“四维”是指礼、义、廉、耻。《管子·牧民》云：“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古人认为，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礼义廉耻”是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被推崇为治国的四纲，又称之为“治国之四维”。国民党执政时期，把“四维”作为民国的治国纲领。
中山装诞生于1923年（历来说法不一，本文采其中一种），1929年被国民政府定为法定制服，风靡一时。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山装仍然盛行不衰。1950年代，中山装开始走下神坛，深入民间，受到普通民众的追捧，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但到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下，中山装市场份额一路走低，势头渐渐被西式服装盖过。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山装，渐渐地被人遗忘了。至于它背后蕴含的意义，我们还能记住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