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2年，随着东京城的沦陷，靖康之耻彻底爆发，北宋也彻底被金国控制，宋徽宗、宋钦宗及皇室宗亲均被押送至金国。
而原本在金军二次南下时，奉命前往金营求和的赵构，在得知靖康之耻爆发后，则是辗转到了应天府，在元佑皇后的指定下登基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南宋也由此建立起来。
后世之人经常将靖康之耻前后的宋朝，称作为北宋和南宋以此来区别两个同根同源但不同政权的王朝。南宋与北宋两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区别呢？为何南宋和北宋同根同源但却政权大不相呢？
公元1125年金太宗完颜晟为了摧毁北宋政权，将大宋改为“大楚”，并扶持了时任中书侍郎的张邦昌为大楚的皇帝，但真正控制大楚政权的人是金太宗完颜晟，张邦昌手中并无实权。
张邦昌被迫当了大楚皇帝以后，内心惶恐不安，但迫于金国的压力，始终不敢反抗。直到金国大军带着北宋皇室贵族一同回到金国之后，张邦昌才想到了一个自救之法。
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一直有“受命于天”的说法，世人认为君主的权力是上天赐予的，君主是被上天选为统治者的，而继承君主统治大权的人，还必须是君主的亲属。
由于金国掳走了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及后宫所有嫔妃与皇室后代，张邦昌实在找不到可以暂行君主权力的人，于是便打算让流落在外的康王赵构继承大统。
可张邦昌虽被立为大楚皇帝，但他手中并无实权，身份也不足以服众。为了让赵构能够顺利登基，张邦昌不得已前往民间，寻找一名被废出宫的妃嫔。
宋哲宗在位时期，因为宠爱婕妤刘氏，而疏远了皇后孟氏。后来刘婕妤为了除掉孟皇后，诬陷孟皇后在宫中下咒谋害宋哲宗，孟皇后因此被废。
正因孟皇后被废黜，所以一直居住在冷宫中，这才在靖康之变中幸免于难，但她也在战乱中流落民间。
宋徽宗继位为帝之后，在皇太后向氏的授意下，下旨恢复了孟皇后的身份。
张邦昌要找的人正是孟皇后，多番打探后，张邦昌才找到了孟皇后的住处。孟皇后见到张邦昌后大惊，得知张邦昌来意之后更是害怕不已，连忙拒绝了张邦昌。
这时，张邦昌对孟皇后说：“国家已经走到灭亡之际了，此时除了扶持流落在外的康王，我们别无选择！”
孟皇后深知宋朝已然岌岌可危，多番纠结后才同意了张邦昌的建议，以元祐皇后的身份下旨命康王赵构继承大位。
靖康2年5月初，康王赵构在应天府登坛祭天，正式继承大位，南宋政权也在这一天正式建立。
虽说北宋与南宋都是赵氏一族建立的封建王朝，但因为北宋在靖康之变中被灭，金国也趁机建立了大楚政权，所以在史料记载中，北宋和南宋是两个相连但不同的王朝。
虽为同根生，但北宋和南宋之间的差别很大，无论是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还是疆域，都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朝廷内部也出现了许多改革与变化。
从政治方面来说，南宋基本上是继承了北宋的制度，依然是采取“三省六部制”，君主之下为丞相，丞相之下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而尚书省下则设立兵部、礼部、吏部、刑部、工部和户部。
但因南宋建立后，统治疆域范围变小，国库也吃紧，所以许多官职被省略了。在宋高宗赵构统治时期，三省的管理者大多空缺，大部分朝廷政务都是由丞相与六部尚书处理。
建炎三年，宋高宗赵构经受了统治生涯中最大的挑战，时任殿前都指挥使的苗傅与威州刺史刘正彦发动兵变，逼迫宋高宗赵构禅位于年仅三岁的太子赵旉。
苗刘兵变成功之后，小皇帝赵旉也成为了苗傅和刘正彦的傀儡，为避免权力分散，苗刘二人将三省中的中书省和门下省合二为一，南宋也变成了一相二省六部的制度，这项制度一直持续到宋孝宗时期。
宋孝宗继位后，再次对“三省六部制”进行改革，宋孝宗下令将丞相增添至两位，原本的左仆射与右仆射职位，直接更改为左丞相与右丞相。
除此之外，宋孝宗还废除了侍中与中书令，尚书令因无实权，且长期空缺，也成为了一个虚称。
在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为治理黄河水患，设立了诸多官职，除了水利官、水工官等常规官之外，还设立了专门的都水监。然而，这些官职到了南宋时期，全都被革除了。
靖康之变时期，金国大军迅速攻破东京城，而驻扎在黄河流域的北宋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原本最富饶的河南东部，也被战火烧得破败不堪。
南宋建立后，宋高宗赵构拒绝回到东京，而是在南京应天府登基，南京也因此成为了南宋时期的首都。
由于官员和军队纷纷从东京撤退，导致河南一带无人管辖。北宋时期为了治理黄河水患，每年都会修建河堤，但这一传统从南宋南迁开始，便不复存在。
由于南宋朝廷无力治理黄河，导致黄河沿岸常年受到水患的摧残，在历史上富饶了两千多年的河南地区，一下降为了南宋时期最贫穷的地域。
南宋南迁对河南地区自然是百害无一利，但江南一带的经济却趁机发展起来了。
北宋时期的商品经济本就发达，朝廷不仅给了商业发展最大的自由，同时也颁布了相应的税收政策，让商人免遭官员的剥削，所以北宋时期的商业发展才会如此辉煌。
原以为南宋会因为国力孱弱，出现经济倒退的情况，没成想南宋时期的经济却更加发达。
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棉纺织业，当时得到了南宋朝廷的大力支持，棉纺商品的交易量也与日俱增，可以说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如此发达，是在南宋时期就已经打好了基础。
正是因为首都的迁移，以及两大首都的优势不同，所以北宋和南宋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面貌。
北宋定都东京，所以东京一带最为繁华，黄河水患得到有效治理后，黄河流域也因此成为了北宋时期最发达、繁华的区域，商品经济也基本上都集中在黄河流域。
而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在北宋时期，远比不上繁华至极的黄河流域，但随着东京沦陷、南宋定都南京，黄河流域的辉煌一去不复返，长江流域则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距，跟宋朝时期的动乱与迁移有着密切关系，经济重心的转移极大程度影响了两大流域的经济发展，这种影响力甚至持续到了今天。
尽管宋朝的经济非常发达，商业给朝廷带来的收入也远超农业，但是我国在宋朝时期，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而南宋和北宋不仅疆域不同、首都不同，所面临的困境也不同，所以在农业生产上也有很大的差异。
北宋时期，北宋统辖的疆域高达280万平方公里，到了南宋时期，南宋朝廷只剩下大约20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
在宋高宗赵构统治时期，南宋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在这份不平等条约中，金国要求宋高宗赵构向金国俯首称臣，每年还需向金国上贡25万两白银。
而对南宋来说，《绍兴和议》中最为致命的一条，是将最富饶、发达的北方城市，也就是如今的秦岭黄河一带、山东省全境等地，全都割让给金国。
北宋时期因为疆域辽阔，所以农田面积非常大，宋真宗赵恒引进了占城稻以后，粮食产量也与日俱增了。
然而，粮食产量最多的秦岭黄河一带均被金国占领，南宋的粮食产量几乎清零，南宋朝廷不得不想办法解决粮食产量的问题。
由于南宋的疆域远不如北宋时期辽阔，农田数量也锐减，南宋因此开启了与北宋完全不同的粮食种植方式。
随着都城从东京迁移到南京，粮食种植的重心也放到了江南一带，当时的苏州、湖州靠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了南宋时期水稻产量最高的两大城市。
长江一带本身降水充足，耐旱的占城稻在这里失去了优势，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高产的水稻。南宋朝廷结合了长江沿岸城市的地形发明了梯田，力求用最少的土地养活南宋的子民。
到了宋孝宗赵昚统治时期，南宋已经培育出了上百种水稻品种，水稻也成为了南宋时期产量最高的粮食。
随着水稻种植经验越来越丰富，南宋的水稻产量也越来越高，养活南宋子民更是绰绰有余。
而金国的侵略对南宋造成的损失远不止经济和农业方面，宋朝的军事结构也因此改变了。
宋太祖赵匡胤亲身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乱，他也是兵权到手后才黄袍加身，成为了大宋的开国皇帝，所以赵匡胤深知武将手握兵权，对君主来说是巨大的威胁。
建隆2年7月初9，宋太祖赵匡胤在晚朝过后，留下了石守信等手握兵权的禁军统领在宫中用膳。
酒足饭饱后，赵匡胤却突然变了脸色，忧心忡忡地说：“我这几天睡得不安稳，总是想起陈桥兵变的场景，生怕哪一天，我也成为兵变中的刀下亡魂啊！”
石守信等人都知道赵匡胤所言何意，纷纷起身跪在地上请罪，石守信担忧地看着赵匡胤说：“陛下您是天子，我们对您唯命是从，只盼陛下给我们指条明路。”
赵匡胤连忙扶起石守信说：“你们的忠心我都知道，你们建功立业也辛苦了，不如放弃兵权，拿着赏赐置办些宅院，去过安稳的日子。你我是一同上阵厮杀过的兄弟，孩子们也渐渐长大了，若有合适的，你我两家结为姻亲，岂不美哉？”
石守信等人深知此事再无转圜的余地，于是纷纷交出兵权并远离朝堂了，赵匡胤也靠着“杯酒释兵权”，将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为了防止武将发动兵变，赵匡胤将兵权交给了文官，行军打仗之时，也是一文一武坐镇军营，他们互相配合的同时也互相牵制，这也是宋朝时期独有的制度。
这一制度发展到南宋时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是两代开国皇帝的不同经历导致的。
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得皇位，所以赵匡胤从始至终防范武将，而且北宋初年，朝廷缺乏的是治理国家的人才，所以北宋时期一直是“重文轻武”，文官的地位远胜于武将。
养尊处优的赵构经历了靖康之变后，看到了文官带兵打仗的弊端，所以赵构格外器重武将。再加上南宋时期，金国大军频繁来犯，武将对于南宋来说至关重要，南宋也将北宋时期流传下来的“重文轻武”改为了“重武轻文”，南宋时期的武将这才得以掌控兵权。
而在军队结构方面，南宋和北宋也有所不同。北宋时期，北宋边境虽然战乱不断，但是并未影响到北宋朝廷的统治，战火始终没有蔓延到中原，以至于北宋朝廷忽略了骑兵的重要性。
金国、辽国和后来的蒙古帝国，都有非常强悍的骑兵队伍，而北方地区本身地势平坦，很适合骑兵作战，只是北宋时期的骑兵非常少，基本上都是以步兵为主。
到了南宋时期，赵构意识到骑兵的重要性，所以下令组建骑兵队伍，同时也缩减了步兵的规模。
当时负责训练骑兵的大将军，正是忠肝义胆的岳飞。岳飞也是率领骑兵队伍，成功收回了山西、山东等地。然而，岳飞千辛万苦收复回来的领地，全都在《绍兴和议》中被割让给了金国。
由于北方城市不断被占领，南宋不得已将发展重心南迁，同时也着重开发沿海城市，比如广东、福建一带。
因为两宋时期的经济非常发达，所以船只制造业也发展起来了。在靖康之变中，赵构就是乘坐船只从黄河一带逃离的，所以赵构也很重视水军。
反观北宋时期，因为从未水上作战，所以北宋时期的船只基本上都是货船，除了运输货物之外，不再有其他用途，军船虽然也有，但几乎都是闲置，或者用来给朝廷运输物资。
南宋末期，因为蒙古帝国的步步紧逼，南宋不得已朝着广东、福建一带逃离，当时军队就是乘坐军船撤离的。
祥兴2年，蒙古大将张弘范率领蒙古大军围攻南宋，当时由张世杰率领的南宋军队，正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水军，双方在广东和福建的海湾进行了多番战斗。
最后的崖山海战中，南宋大军的八十余艘军船全部在崖山海域沉没了，这场盛大的战争也是我国古代最大规模的海战。
从崖山海战时期，南宋的水军规模来看，南宋时期的水军已经发展得相当强盛了，只是南宋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在军队规模和将士数量上，与蒙古帝国都有巨大的差异，所以崖山海战基本上是早已成定局。
总的来说，北宋时期因为朝局稳定，所以朝廷的重心都放在了百姓的生活上，经济、文化方面尤为繁荣。
由于北宋君主未能做到居安思危，所以忽略了朝廷的军事力量有待增强，军事方面的巨大缺陷也没有及时得到弥补。至于南宋时期，因为建立初期就战乱不断，所以南宋朝廷格外重视军事。
而经济方面，因为北宋经济发展得非常好，给南宋打下了夯实的基础，再加上南宋朝廷无暇管控经济市场，所以南宋时期的经济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也发展得更为繁荣。
但因为南宋时期朝局并不稳定，所以南宋的文化发展远不如北宋时期，北宋时期的诗词散文种类非常多，题材也更加广泛，南宋时期则多为感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作品。
最后，从两宋之间的差别可以明显看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状况下，朝廷的治理重点、百姓的生活、社会的发展都是截然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