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曾在课本里读到《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年幼的我深深被少年司马光的机智所打动，也自然地认为司马光是一位出色的官员和完美的人。翻开司马光的履历，也不难发现他的卓越之处。
他出生于官宦家庭，父亲非常重视他的教育。司马光本人聪明过人，六岁就开始学习，七岁能够背诵《吕氏春秋》。他还以砸缸救人的传奇故事而闻名，二十岁时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踏入官场。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平步青云，受到朝廷的高度重用。此外，他还著有《资治通鉴》等帝王教科书，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名声。
然而，司马光并非毫无争议。他最大的争议源于对王安石变法的强烈反对。他曾与王安石是朋友，但由于政见分歧逐渐疏远。王安石主持变法，力图振兴大宋，而司马光作为保守派则强烈反对。他反对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代表士大夫阶层的司马光，不愿看到自身利益受损。
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变法通过与民争利的方式来扩充国库，导致国富民穷。然而，王安石的变法核心内容并没有明显的压榨老百姓的迹象。例如，司马光反对的“青苗法”实际上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避免了他们受地主剥削的情况。同样，“均税法”旨在公平地征收税收，虽然影响了一些士大夫的利益。
司马光反对新法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逢新必反，而不考虑反对的新法是否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甚至极端到，对于宋神宗时期通过熙河开边战略获得的成果，他也毫不犹豫地予以废弃。司马光计划将属于宋朝的河湟地区作为筹码送给西夏。他的目的在于表达诚意，但这一举措引发了众多人的反对。然而，司马光却认为自己的提议有道理，于是他找到驻守西北的武将张路，咨询割地的事宜。
张路一听要将河湟地区割让给西夏，立刻怒火中烧。他展示了地图，向司马光说明河湟地区的重要性。这片地区不仅能够隔断西夏与南方其他部落的联系，还有可能将西夏包围起来。一旦割去这片土地，无数将士的付出将毫无意义，西北地区也将陷入困境。
但是司马光还是认为自己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不割河湟地区，其他的地方可以割嘛。最终，司马光将偏远的米脂、浮图、葭芦和安疆四寨归还给了西夏。然而，司马光的诚意并没有换来西夏的友好态度。这些地区基本上成了无谓的割让。
司马光的倒行逆施让苏轼也看不下去。苏轼没有那么死板，他认为不能把新法一棍子打死，如果是有益的新法，应该予以保留。这造成了他与司马光的激烈冲突，有一次苏轼从朝堂回来后，气的大骂司马光是“司马牛“。
司马光缺乏基层治理经验，当王安石在地方上直接治理州府，积攒经验的时候，司马光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开始撰写史书。他满脑子都是儒家的教条，和自己从历史中学到的经验，根本没有实际治理经验。一下被拔到高位，治理水平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