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龙应台在台湾点燃一把野火，以辛辣的文字抨击当时国民政府的统治，掀起一股强劲的“龙卷风”，其政论性杂文创作以“ 冷峻”“犀利”著称。社会上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其抨击时事的杂文方面，而缺乏对其其他作品的关注。龙应台作为一名知名女性作家，在描述某些私人经验时也有自然、柔情的一面，其作品体现了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
从龙应台的成长轨迹来看， 她一直都在扮演着一个“边缘人”的角色。使她产生“边缘人”身份的有两个方面。眷村的身份决定了她的边缘人体验，龙应台的出身决定了她的边缘人身份，对于眷村的外省人而言，她是和原住民住在一起的那个警察的孩子，而对于原住民而言龙应台又是那个侵占了他们地盘和文化的外省人。她在《目送》中总结为“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不懂得做菜归罪于我的出身—我是一个外省女孩; 在台湾，‘外省’其实就是‘难民 ’的意思。外省难民家庭，在流离中失去了一切附着于土地的东西，包括农地、房 舍 、宗祠 、庙宇 ，还附着于土地的乡亲和对于生存其实很重要的社会网络”。
在龙应台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时，她遭遇的不是是否有能力胜任局长职务的质疑，而是遭到不是台湾人的指控。当她修复地层下陷的林语堂、钱穆故居时，隆隆的指责是，林语堂、钱穆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你龙应台为什么修他们的房子，甚至被指责为外省文化局长在消灭台湾本土文化。就像龙应台自己所回忆说：“不一样的孤单感 ，我多年以后才明白，它来自流离。如果不是一九四九，我就会在湖南衡山龙家院里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里，长大。我会和我羡慕的台湾孩子一样，带着一种天生的笃定，在美术课里画池塘里的大白鹅，而不是大海里一只小船， 寻找靠岸的码头。”
成年后的龙应台也是孤独而边缘的，在美国求 学时她是边缘的，在欧洲生活时她也是边缘的。这种孤独与边缘有时是生活处境，她说“极长的一段 时间里，读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个女人，一篇篇文章，不得不在孤独的沉思中写成” 。这种孤独和 边缘有时又是情感孤独无依，有时又是孤军奋战。因此无论龙应台多么热爱台湾，热爱那片她成长的土地，在台湾，她和她代表的外省人都只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群。而作为边缘人的龙应台是孤独的，透过她的作品，能够从字里行间解读到那种深深的孤独感。她曾在接受访问时说，人生的孤独感是无时无刻不在的，不管你的存在与现实的关系如何的紧密，越是能思考的人，越是对孤独敏锐。或者说， 孤独其实才是生命的本质。
从童年起， 她就意识到自己是个孤立于“本省人”之外的孩子， 不论是在高雄笳定乡的渔村还是台南， 都是个“外省仔”：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祖辈、自己的根， 甚至连可以思念的家乡都不知在何处。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她感觉到心灵的无所归依， 也使她处处感觉到与其他小伙伴的不同。边缘、孤独、流亡的感觉始终是她的童年里挥之不去的记忆， 这为她日后的四处漂泊埋下了伏笔。由此看来， 龙应台一生的漂泊生涯和她童年的生活经验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一个从小就失去了根的女孩因为没有可以依恋的乡土， 所以选择了浪迹天涯， 成为了一个流亡的边缘人。
从写作《野火集》的 20 世纪 80 年代， 到 《看 世 纪 末 向 你 走 来 》、《百 年 思 索 》、《干 杯 吧 ， 托马斯曼》出版的 20 世纪末期， 再到《面对大 海的时候》问世的新世纪， 龙应台身处的是不断变化的国度和民族之间， 她所聚焦的事件和主人公也在广阔的世界时空和背景中不停 变化。她早期关注的是台湾社会的丑恶现象 和不良现状， 而在她生育后再度离开台湾， 已近中年的她开始更多地从现象中去探寻其民 族历史和文化的脉络， 从而更深切地思考这些现象形成的前因， 因此她对那些历史错综复杂的民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找寻以巴的历史踪迹， 思考欧洲最特殊的德意志民族的过去现在。再次回到台湾后的她， 拥有着多元 化的国际视野， 又经过一番政坛的历练， 对全球化有了更成熟凝重的思索， 对台湾的政治 和文化的现状有了入其骨髓而看清纹理的诊治。这时的她， 没有减去当年的《野火集》的批判锋芒， 但历史文化的底蕴使她的批判更能震颤人的情感之弦。
“大家”的分离，使得在那个时候产生许多诸如龙应台这样的“边缘人”，而一个永远的边缘人必定拥有与主流人群不同的视角和特殊的体验， 因此， 龙应台一直以来所关注和思索的问题莫不与她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她总是能关注到被主流忽略或漠视的人群和角落，她总是拥有比常人更加敏锐的洞察力， 发现现象背后隐藏的前因，正是她的这些素质铸就了一个富有良知的女性知识分子的灵魂， 不顾自身的成败得失而为生命的尊严和个人的权利大声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