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出了三位比较有名的神医：华佗、张仲景与董奉，他们被并称为“建安三神医”。三人中华佗的医术最好，在《三国演义》这部巨著里，华佗出尽了风头，而张仲景却连露面的机会都没有呢？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作为一代名医，他在《三国志》和《后汉书》并无传记，也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而与他同时代的名医华佗则有较长篇幅的专传。实际上，在宋以前，尽管有张仲景的一些事迹和著作流传，但影响不广，而且也没有叫《伤寒论》或《伤寒杂病论》的著作。那么为何张仲景却被奉为“医圣”呢？张仲景“医圣”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人，约生于桓帝和平元年。汉灵帝时期，张仲景被州郡举为孝廉，进入官场。建安年间，他被任命为长沙太守。为官期间，他时刻不忘治病救人。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只是为百姓看病。时间久了，这便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衙门前就聚集了来自各地的百姓，前来看病。因此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或店里给人看病的医生统称为“坐堂医生”。后来，张仲景辞去长沙太守职位，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认真总结前人的医学理论和经验，广泛收集民间验方，写成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不朽的医学巨著。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的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辩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张仲景将病理研究和经验用方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演变成现在就是靠“望、闻、问、切”把病症诊断清楚，再按照行医经验对症下药。用中医的行话说就是“辨证论治”。
可能有人说，中医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不好意思，在张仲景之前，人们真的没有这么做过。《伤寒杂病论》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诊明确，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可以说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辩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医学思想体系，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名医华佗读了这些本书后，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
可惜的是，这本书并没有完整流传下来。
到了西晋的时候，太医令王叔和搜寻古代医书的时候发现了《伤寒杂病论》的残卷，里边只有伤寒部分。于是，他把这些残卷整理成一本书，叫《伤寒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世人才开始认识了张仲景。
到了宋代的时候，目录学家王洙和医学家林亿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发现了记录有《伤寒杂病论》的残简，上面只记载了关于杂病的部分。于是他们把这些竹简整理成一本书，叫《金匮要略》。
随着《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陆续出现，引发了历朝历代研究这两部书的热潮，张仲景也因此被后世人所尊崇。南宋的医学家许叔微甚至把他和孔子相提并论，说：“论伤寒而不读仲景书，犹为儒而不知有孔子六经也”，可见当时医生对张仲景的推崇之高。稍后金朝名医成无己在成书于1156年的《伤寒明理论》中说：“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实乃大圣之所作也。”隐涵之意即张仲景是大圣。
著名医学家刘完素在其名著《素问玄机原病式》的序言直接称呼仲景为亚圣：“夫三坟之书者，大圣人之教也。……仲景者，亚圣也。虽仲景之书，未备圣人之教，亦几于圣人。”刘完素这里所言，似乎还不是说他乃医中亚圣，而是他特别推崇仲景之书，乃医家经典，医家虽无法与儒家至圣等量齐观，但亦可权称为亚圣。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研究张仲景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觉得能写下如此巨著的张仲景应该在历史上占据很高的地位。但是历史上类似于扁鹊、华佗等人都被称为了“神医”，而张仲景的贡献在他们之上，于是，他们为张仲景取了一个比神医更崇高的称号—“医圣”。
张仲景的低调导致他在那个时代的史书中没有占据一席之地，但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在被后人逐渐挖掘的过程中却闪烁出耀世的光芒，尤其是他创建的“辨证论治”原则，更是为后世中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张仲景被后世尊称为“医圣”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