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批判阳明心学的主流媒体的文章开始多了。很是欣慰。以前教科书很简单，阳明心学被定性为主观唯心主义，肯定不对。我那一年考研，就是要求具体辨析阳明心学的错误。标准答案你只要指出阳明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就行。这已是教科书里成为定论的事情，本来没必要上纲上线。但是，这几年，阳明心学奇迹般地复活了，很多人开始以信奉阳明心学为荣，颇有高人一等的姿态。当然不少人是是为了兜售相关书籍。也有打着“国学”幌子招摇撞骗之流。总体来说，这种趋势一年多来得到扭转，国人认识能力看来还是大大提高了。不过，阳明心学确实具有较强的迷惑性，在明末，理学大家刘宗周就深受影响。早期的东林党，也主要以阳明心学为宗。后期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开始发现阳明心学之弊，对心学进行补正和批判。但是，心学造成的明末空谈道德性命，指责程朱理学，将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归结为玩物丧志，道德滑坡的舆论环境和思想倾向几百年都难以扭转。
明朝灭亡之后，清初以刘宗周学生张履祥，痛定思痛，总结提出心学乃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发起了对阳明心学全盘否定的“尊朱辟王”运动。他们认为，阳明心学蠹坏世道人心，使人人束书不观，只知空谈，不务实际，以此风靡天下，导致“士林无耻，社稷丘墟”。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批评王阳明后学何心隐一派，为“皆坐在利欲胶漆盆中”之徒，早已不是儒家圣人之学。黄宗羲则讥讽其学“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不过是佛教思想打扮一番冒充儒学而已，在儒家发展脉络里根本没有其一席之地。而王夫之的言辞更加激烈：
“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
王夫之对阳明心学也是全盘否定，不仅批评阳明心学是披着儒家外衣的佛教思想，更为其贴上了“诬圣之邪说”的标签，其“无善无恶”之说只能受到罪犯和阉党的欢迎，是败坏社会风气、破坏儒家学风的罪魁祸首。
明朝灭亡的原因有很多，全部归咎于阳明心学看似严重了，但明末清初知识分子身临其境，对心学的负面作用一定看得比较清楚。阳明之后的心学发展确实迅速，徒众极多，其中不乏离经叛道，不事实务，以空谈道德心性为高，甚至肆意妄为。这些现象被后人称为“心学流弊”。
阳明心学持自诩圣学，傲视程朱，贬低同辈的态度，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掌控话语权。从主张“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再到“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认为人的价值判断、道德行为乃至一切美德的根源都在人的良心、本心之中，凡事格物致知都是玩物丧志，陷入物欲之中。良心、本心人人皆有，天生既有为善的能力。对个人来说，发明本心便是善，欲遮物蔽便是恶，为善还是为恶，都在人自己的选择。正因为每个人人皆有善恶选择的主动权，所以要为自己为善还是为恶负全部的道德责任。这一主张高举道德的大旗，但为善还是为恶的主动权却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最后成为自我为中心，赢家通吃，强者定义的哲学。这是明末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根源。传统儒家思想主张“换位思考”，“民贵君轻”，在阳明心学构建的道德语境中，鄙视格物致知，读书明理，宣称自己才是圣人之道的坚定维护者，不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就是与禽兽无异，必须予以坚决无情的镇压。我们国人喜欢政治正确，上纲上线，大帽子压人，相互攻轩的风气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社会实际分裂为各种利益集团，每个利益集团还都站在道德制高点贬斥对立面。传统儒家诚敬谦恭，好学近思，“已所不欲，勿施与人”，“温良恭俭让”的美德荡然无存。
《论语》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而已矣。
孔子是至圣，但不敢自称为圣人与仁者，甚至连君子亦不自许，谦德如此，所以能成为至圣。
王阳明却以圣人为志向，后来也俨然以成为了圣人自居。这笔账我反而要帮王阳明说句话，中国科举考试，对孔夫子过度神话，他很多接地气的难能可贵的美德反而未能得到彰显。
其实判断一个学问体系能否经得住时间检验，起码要有三个大的标准：求真（事实和合理性标准）；求善（道德善恶标准）；审美（美丑判断）。
而阳明心学混同了以上三个维度，变成道德至上学说，顾东桥，湛若水质疑的就是学问除了道德维度，还应该有其他价值取向。不过阳明先生，不以为然，从骨子里看不起别人。
此外，阳明又大唱“知，行合一”，提出“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一般认为，阳明心学注重实践。没想到，认真研读阳明著作，从头到尾，他都只在讲道德实践，反对对外物进行深刻认识。他直接认为朱熹“格物穷理”的主张是玩物丧志。这种思想，你能指望明中后期会产生什么科技进步？能够发现新大陆。
王阳明“心即理”、“致良知”以至于“知行合一”，一系列看起来荒唐的主张为什么当时能够成立。因为你不认可阳明心学，就是不想做好人，连禽兽都不如，更没有资格做孔圣人的门徒。连程颢，朱熹都没有资格。这顶帽子谁敢戴？但这就是当时中国人的真实想法。毕竟国人迷信权威，科举考试本来也确实就有这种倾向，王阳明则通过个人政治和学术地位，把这种倾向推向极端，成为宗教色彩浓厚的信仰。
“心即理”强调人们有为善能力，应该努力为善，却因为过分强调“良心”对道德判断的重要性，一部分后学由此而忽视外在规范，便有了“师心自用”，“一任本心”、“率性自然”的倾向，造就了一大批两面人和狂妄自大之徒。心学在善恶的判断在现实实践中，在晚明的阳明信徒，以及日本人的道德判断，都变成了“因为我认为是正确的，所以可以做”。 如果你能从真心出发，论证自己所做的符合“良知”，那么无论是违背道德、违背国家利益，甚至违背法律，你都可以毫不在乎地去做。 晚明以来，王门后学之所以会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都与其有关。或者干脆以“知便是行”，轻视社会生产实践，只一味清谈、空发议论，实际上成为空疏虚妄之学。王阳明的罪恶还在于他在《传习录》中直接说他哪有闲工夫去格物，根本不把程朱的学问和治学态度看在眼里。待人接物，日用伦常是儒家的基本功课。王阳明如此轻视待人接物？博大精深的格物致知思想，被王阳明篡改为“格心”，基本上中国学术只剩下知善知恶的道德修养和价值判断。而在其他方面，他又思考出来了多少对于社会有进步作用的思想？实践中，他除了一些阴谋诡计，欺骗瑶族同胞，然后欠下累累血债。你如果认真研究王阳明伟大事功，真是难以直视！居然他是这么的冷血残酷!嘉靖皇帝因为大礼仪事件王阳明暧昧没有原则的态度让他质疑王阳明人品，学问，事功打压他四十多年，个中原因很值得深思。
阳明当初批评程朱理学只知皓首穷经，玩物丧志，到头来也是坏事做绝。（明代中后期道德滑坡不假，阳明心学看到了现象，却分析错了原因。他的好友理学家顾东桥就写信给他格物致知，主张在人心良知上仔细究察天理。顾东桥在信中强调了通过学、问、思、辨深谙天下之理，从而了解善恶起因，辨别真伪，避免肆意放纵所产生的危害。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科学态度，体现了理学家思辫理性，慎微的探求精神。但是王阳明不以为然，站在道德制高点对顾东桥进行教训，认为顾东桥的见识不如他。
王阳明之所以认为“心外无理”是因为善恶在人心具足，不能只在书本思辨中求“知”，要更多的在实践做个道德完人。本来王阳明有机会建构一套完整的道德功夫思想。但因为，他懒得深入研究。对儒家经世致用，博大精深的另一面选择性忽视。湛若水，罗钦顺，顾东桥等人本来和王阳明是好友，对他很敬重，已经多次提醒他要认识客观天理（器物之理）的重要性。王阳明就像中了心魔一样进行诡辩，坚持认为格物就是玩物丧志，不予理会，反对他的主张的都是水平低，觉悟没有他高。
结果，阳明心学虽然受到太多大佬和弟子们的疑惑，还是风行天下。后人只记得“人心具足”而不去读书，忘了最重要的实干实行。所谓“法久生弊”，心学从强调笃行到流于空疏。
从后人的上帝视角，阳明心学至少导致三个巨大的恶果：第一，心性道德全面凌驾于自然物理至上，即使到了清代学者进行深刻反思，道德至上观仍然渗入中国人的骨髓。严重阻碍科学技术进步和科学精神的产生。第二，阳明心学以自我为中心的道德优越感，反对向外求理的立场助长了封闭心态。丧失了在十五世纪全球化，地理大发现的千载机遇。第三，阳明心学实际上沦为利益集团代言，强者定义一切的哲学。严重激化社会矛盾。王阳明在许多命令和文告中都一再向其部下申令，对农民军必须“悉拔根苗，无遗后患”。也就是说，对于坚持斗争的农民军，必须斩尽杀绝而后已。因此，每一次剿扑农民军的战斗，王阳明都以摧毁农民军的山寨，屠杀和俘虏农民军将士、家属为其根本目的，充分暴露了其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后人认为阳明心学是族长哲学是有道理的。这与儒家思想的创立者谦虚谨慎完全背离，但不可否认颇有市场。强者定义一切的哲学在后来被验证彻底失败。但我们对阳明心学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反思仍然不够。
《南京大学学报》曾经刊登了一篇重磅论文：《王阳明的“心学”和他镇压农民起义的反GM“事功”》，在摘要中，是这样评述王阳明的：
“他是明代一个一生都在探讨‘仁民爱物’的‘心学’体系的‘哲学家’，是儒家思想中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集大成者。他又是一个一生都在从事屠杀GM农民的罪恶活动的刽子手。”
明代官场上，心学弟子昂昂然打压对手——用的就是所谓良知，他们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因为是良知的抉择）；在民间王学后辈啥事都敢干，甚至组织小社会和官府对抗（比如何心隐），也不认为有半点错（都可以用良知的抉择作为借口）。大家都热衷于假借良知之名，而行私欲之事，却全然不顾他人指责、道德约束。
而且，还营造了一个悲壮的、自命英雄的氛围，觉得自己真成圣人了，满天下人就都等着他来拯救。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我们所谓的良心也罢、良知也罢，其实只是很粗线条的善恶判断，并且这些善恶判断受到思想、时代、风俗的影响，随时随地都会变，也根本不足以判断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抗战中我们杀日本兵，算善还是恶？（孙立人也杀了不少日本战俘）杀人没有一点内疚吗？（这样你就理解王阳明杀人为什么没有心理压力）可是不杀他他又会杀别人···善恶的判断如何选择？这些问题还都是简单的。生活里的具体情况远比“善恶”的二元分法要复杂得多得多，有时候还必须运用大量的专业知识（这就是《传习录》顾东桥质疑阳明心学的论点）。假如一个足不出户的心学弟子，哪里有能力去判断分析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并且“为善去恶”呢？
以残暴手段杀人，是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传统道德所不允许的，宋代立国一般认为就是建构在传统儒家仁德的基础上，儒家善恶的标准纲领清晰明白。但是到了王阳明这里，善恶的标准实际上取决于自我选择，这块最后的底线也被突破。王阳明成为了“可以杀人的圣人”！
王阳明思想之所以成立，核心是要做圣人的，主要是在心性道德领域完善自我。实际上人的生活不止是道德啊，还有别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圣人，也有的不想做圣人、想做凡人啊。孔子也没有成为圣人的目标，认为自己连做君子都是有差距的。顾东桥以羲和的事例说明社会需要有专业技能的人，我们最左的时候也是要“又红又专”。而王阳明对于这些观点都嗤之以鼻，认为追求博学属于道德沦丧，与禽兽无异。那大家还是去考据下他这个大圣人实际上做的事情吧!
到大家彻底清醒过来，彻底的认识到阳明心学的荒谬，已经华夏沉沦，翻天覆地，改朝换代，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