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好像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那么一座或大或小的城隍庙。这大大小小的城隍庙中供奉的又是何方神圣呢？
在千奇百怪的鬼怪神灵中，城隍应该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了。因为他身份最古老，职务又十分庞杂，可以说是权倾一方，跨界阴阳。
在中国的众多神仙里面，城隍爷可以说是资历最老的神仙之一了。周代天子祭祀的“八神”中的水庸神，就是现在城隍爷的前身。庸即城，指城墙；水即隍，指护城河；都是保护城池的重要设施。上古的先民们相信万物有灵，他们看着赖以保护家园的高大的城墙，宽阔的护城河，坚信应该有这么一位保护家园、护佑百姓的水庸神存在着。发展的后事，这城隍爷还真就具有了明断是非，有求必应等诸多的神力，而这些都是从护佑万民这一本分直司延伸而来。
中国人自上古时期就有祭祀天地，山川和宗族祖先的传统。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古代信仰中最早出现的两极。天地代表着人们世代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使至公无私、无所不在的，是所有生命所共有的。而祖先崇拜，则是由血缘连接在一起的，是以部落、家族为载体，在小小的血缘范围里扮演着凝聚血缘，传承记忆的功能。
但是，“城隍”并不属于这两极。“城隍”普遍被认为是由上古皇帝所祭祀的“水庸神”演化而来的，祭水庸即祭城隍，此为祭城隍之始。经历几千年的演变后，逐渐成为了各个城市的守护神。
人们因为崇尚无战争的和平而开始崇拜保护和平的城隍。城隍所护佑的范围–城池，是介于宏观的天地和微观的家族之间的一个中等大小的社群共同体。一方面，相对于无限延展的天地，城镇是一个独立有限的区域，它通过城墙等设施和周遭隔开。天地无情，城隍却是有职责有“私情”的;它的“私情”就是保护城中人民，在面临其他地区的侵略之时保城卫民，在面临自然天灾的时候祛灾除患。另一方面，相对于像蜂巢蚁穴般靠血缘聚集的家族，城镇则是一个所有居住者共同参与共同生活的公共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城隍又是公平无私的，
天下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爷一直履行着守护城池的使命。就这样，人们心目中的守护神，神通越大职责也越大。都说最亲民的官是县太爷，而最亲民的神，应该就是城隍了。县官还有轮岗换人的时候，橙黄却是铁打的营盘。祭祀城隍的庙宇，俨然如同一个衙门，而城隍爷就成了具有审判职能的地方长官。只不过他婶的不是人，而是鬼。
其实在东汉之前的人们就相信–人亡有鬼魂，死后有世界。只不过那时并没有阴曹、地府这些观念。鬼魂居住在哪里?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谁治理它们?虽然各地有一些零星的传说，但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普遍的信仰理论。直到东汉时有了“神游泰岳，魂归岱山”的说法，被后人称为东岳大帝的泰山神，即是鬼魂的统治者。三国时的文人病重时常慨叹“但恐游岱岳，不复见故人”,“年命在桑榆，东岳与我期”，那时的人们相信巍巍泰山将是自己死后的归宿。
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轮回观和道教鬼神谱系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国人对死后世界的信仰有了新的解释。鬼魂可以轮回，然而，将这些庞大的魂灵按照其善恶果报，重新分配到五道中去，还要安排统筹其生死年限……这将是一项多么浩大而无尽的工程啊，如此巨大的“工作量”，需要一个庞大的神官系统来为之服务。于是，新的信仰解释产生了新的“管理需求”。
虽然说佛教有掌管地狱的阎罗王，而在中国民间有治鬼的东岳大帝。但是，他们都是中央级别的“大官”。对于登记管理，千百个村镇中亿万黎民的生死来说，未免有点儿大材小用啦。但是要在凭空创造出一个新的神仙系列，有太过于麻烦，老百姓也不见得买账。于是原先只是负责护城佑民的大批城隍鬼神，自隋唐时期开始，并增加了新的业务：按地域管理冥册，执掌生死。
而在各地掌握生死簿的城隍鬼神，大部分都是有名有姓的，通常都是历史上那些已经故去的正直公正之人。例如，奋力守城而死的聂炳，被尊为荆门城隍；赢政爱民的庞玉，被尊为越州城隍；而明代嘉靖年间，刚正不阿的官员杨椒树山弹劾权奸严嵩十大罪状，被下狱害死，死后被尊为北京城隍；英勇不屈的文天祥，壮烈就义后，被南宋王朝的京都杭州的人们立为“都城隍”。各地各处此类的城隍神数不胜数，橙黄鬼神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管理全体鬼魂的阴间长官，而古人们对自己创造出来的“神”，也就越来越尊敬，越来越崇拜。
而城隍鬼神接受册封，则始于唐代昭宗皇帝的一次宫廷刺杀未遂事件。公元896年，藩镇叛乱进攻京师长安，唐昭宗逃往华州行宫。当天夜里，皇帝的亲信官员韩建在袖中暗藏短剑，进入行宫图谋弑君。他走到皇帝寝殿门口，却突然仓惶退去。后经过调查，韩建自称，当时华州城隍在寝殿的屋顶赫然显灵，厉声训斥他忘恩负义、大逆不道，他才心虚离去。为了报答城隍鬼神的救命之恩，唐昭宗册封华州城隍为济安侯，开启了册封城隍的先河。
唐昭宗的封神创举，没能挽救唐王朝的覆亡，却启发了后来的一代代皇帝。五代期间，杭州、湖州、越州、蒙州、会稽、赤城等地的城隍鬼神先后被封为王爵。到了宋代，部分地区的城隍祭祀被列入国家祀典，成为官方祭祀。据南宋大诗人陆游记载，当时的城隍祭祀不仅遍及州县，而且礼仪规格远远超过其他的地方性神灵。
明朝的皇帝知道城隍鬼神在民间很有影响，就规定天下所有的府、州、县都要建造城隍庙，规格和本地的官府一样。明太祖朱元璋笃信城隍，认为城隍既为阴界地方官，其官等、辖境应与阳世行政官署相仿。甚至以皇帝身份大加敕封天下城隍，分成五个等级:第一等京都城隍为“明灵王”(或天下都城隍)，第二级省城隍称“都城隍”，第三级府城隍是“威灵公”，第四级州城隍为“灵佑侯”(或绥靖侯);第五级县城隍为“显佑伯”。县以下不设城隍，由土地公来管理。又令各级官员赴任时都要向城隍宣誓就职，这是他利用神权来进行统治的典型举措。
而到了明清，每年逢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初一和各地城隍鬼神的生日，各地城隍庙都要举行城隍出巡和庙会活动。然而，盛大的庙会，也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隍信仰，作为一种信仰在走向衰微。因为大多数庙会参与者的兴趣已经不再信仰本身，而是那背后繁华的商贸。
城隍庙会的盛行，让信仰的形式越来越表演化，让信众的参与越来越娱乐化，而信仰场所也越来越商业化了。人们渐渐失去了内心庄重虔诚的态度，而把城隍庙会当做一种有趣有力的公共活动来参与。
而时至今日，此城隍早已非昔日的彼城隍。在当代人心中，橙黄鬼神的身份已经越来越模糊，大部分进庙上香的人，既不知道城隍从哪里来，也不关心城隍的职责是什么。们求福求财求健康，只是把这里当成了一个寄托心愿的地方，一个快活热闹的公共场所而已。
